(星島日報報道)全港學校早前因應疫情停課四個多月，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為了解此期間網上學習的效能，以及復課後的需要，於六月初至七月中向全港學校派發問卷，共收集五十三所學校，逾八千名學生、家長、教師及學校領導層回覆，發現學生及教師均認同學習進度未受影響，認為「停課不停學」取得成果，而停課前已進行電子教學的學校，學習成效更顯著；又發現學生間的社經鴻溝，會進一步拉闊數碼鴻溝。 

　　該研究名為「數碼素養360」，旨在總結學校、老師、學生和家長因疫情而停課期間，進行網上學習的經驗和復課後的需要，由港大教育學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羅陸慧英率領，於六月八日至七月十四日復課期間，邀請全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填寫網上問卷，最終收到來自五十三所學校，逾一千二百名教師、一千三百名家長及六千名學生回應，當中津貼學校及中學生比例均約八成。 

　　問卷列舉多項停課帶來的可能影響，要求受訪者按同意程度評分，一分為極不同意，五分為極同意，發現中學生及小學生均不認同「憂慮能否跟上學習進度」及「情緒壓力」兩項，平均分別為約二點九及二點三分；惟兩者均對考試感憂慮，其中中學生更為明顯，平均分高達三點六三。 

　　研究又將各影響項目得分與受訪者社經地位進行比較，發現社經地位較低的中學生對各項目的憂慮指數，如考試成績、就業準備等，均高於社經地位高的學生約零點一分，僅「回復面授課堂」一項得分低於社經地位高的學生。 

　　羅陸慧英指，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較大機會未能提供足以應付網上學習的配套，如穩定的互聯網及平板電腦等大屏幕設備，有一成半家長更降低對子女未來一次考試成績的期望，可見社經鴻溝拉闊數碼鴻溝，造成疊加式負面效應。 

　　研究發現，在停課前已推行電子教學策略，如「自攜裝置」計畫（BYOD）的學校，學生的數碼技能在停課期間進步更多，而且對復課的憂慮較少。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現有十四班採用BYOD授課，餘下六班則以傳統方式授課，校長金偉明指，在進行網上學習時，留意到BYOD班別所學知識較穩固，復課後教師只需稍稍複習便可教授新知，而非BYOD班學生過往把電子產品視為娛樂工具，上課時較易分心。